「国内社工的专业价值在哪里？专家：我们需要更清晰的分工和评价指标」一起往下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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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工作者和社区工作者身份出现混淆，一定程度是因为当下社会工作的服务边界和分工不够清晰。

一旦分工模糊，服务边界不够清晰，就有可能导致社会工作的低效甚至无效化，大家要么都在重复干同一件事，要么出现服务盲区。

要体现社会工作的价值，不是谈某个机构或某个社工在哪方面做了很多，而是看整个服务网络是否搭建起来，大家能否有效转介个案并协作起来。

社会工作者的职责范围存在泛化的现象，目前，我们对这方面的讨论其实是不够的。

社会工作亟需建立更为科学和专业的评估机制与标准，应当重点考量服务成效和问题解决程度，而非以单一的量化指标评判一个项目的好坏。

2024年3月19日是第18个世界社会工作日。这里的“社会工作”，是指支持某个个体、群体乃至社会回应其面对的挑战和困境的一种专业方法。而从事这一领域并以此为职业的人们，又被称为社会工作者，简称社工。

如今，国内社工数量超过90万人。数以万计的社工投身救灾、乡村、儿童、医疗、养老、助残等领域。他们陪伴困境儿童、回应社区疏离，支持留守老人和妇女，当专业价值发挥出来，便构建了这个社会柔性的一部分。

但和其它发展了数十上百年的职业不同，从2006年10月算起，国内社工的职业化发展至今也不过18年。新的社会发展阶段，社会需求越来越复杂，一线服务越来越忙。如何规范机构涌入社工行业带来的竞争，以及如何找到一线服务的社会工作专业价值，都是国内社工当下亟需回应的问题。

今天，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副院长徐珊接受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专访，以儿童社会工作为切口，和我们聊聊关于社工专业价值的那些事。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副院长。研究领域包括儿童、青少年、老年人心理健康服务。自2011年起从事儿童福利和保护项目管理工作。

广州日报：你自2011年起便从事儿童福利与保护项目管理，带领团队在全国11个省份探索“社区儿童主任”服务模式，在推动社区儿童社会工作服务专业化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你如何看社会工作在儿童福利领域不同时间阶段发挥的作用？

徐珊：在我们看来，国内儿童社会工作的发展非常迅速。

以儿童主任（最初称为“儿童福利主任”）为例，2010年，国内5省120个村试点设立儿童主任，其定位为专业儿童社会工作者，目的是将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落到实处。此后，儿童主任迅速从地方试点做到全国推广。近年来，在公众认知和队伍建设方面，儿童社会工作取得了快速的发展。

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儿童社会工作的一些显著变化。

首先，需求变了，社会工作者要解决的问题不一样了。如今，一线儿童社会工作者不仅要关注儿童的生存权，同时也要关注儿童的发展权、参与权和受保护权，儿童社会工作的服务内容不断细分，并向专业化方向发展。

此外，社会工作的服务体系也在发生变化。早期，儿童主任在社区层面独自开展工作。但现在，我们身边与儿童福利相关的角色有社区儿童主任、街道社工站、未保工作站、省市区未保中心以及相关社会组织，各个主体的服务优势和服务场景不尽相同，面对复杂的个案和需求时，大家也开始强调不同场景以及不同机构间的协作。

广州日报：社会工作服务体系越来越立体化，涉及的角色日益增多，对专业能力的要求也相应提高。然而，在实践中，社区工作者与社会工作者的角色有时会出现混淆。有些社工可能会感到困惑，不确定自己是社区工作者还是社会工作者。你怎么看这一现象？

徐珊：社会工作者是从专业和学科领域进行定义的，而社区工作者是根据服务场景和服务范围定义，这两者之间并不能简单粗暴地划上等号。实际上，社区工作者可以是社工，也可以不是。而社会工作不仅局限于社区，还涉及学校、医院、司法等领域和场景。当下出现角色混淆的情况，一定程度上是当前一些社会工作服务的边界和分工不够清晰所致。

以儿童社会工作为例，在我们看来，不同的服务主体在介入儿童服务时需要有先后的顺序和分工，而儿童主任的职责是传递政策、摸排状况、定期家访，并利用儿童之家等场所组织策划活动，为儿童和家长提供服务，在遇到复杂个案时，进行系统评估，以确定哪些情况属于自身的应对范畴，哪些则需转介至更专业的社工进行处理。

但现实中，我们也发现，有的地方虽然设有街道社工站和未保工作站，但这些机构的社工却做了许多本应由社区儿童主任完成的工作。一旦职责分配不明确，服务范围界定不清，就有可能导致社会工作的低效甚至无效化，大家要么都在重复干同一件事，要么产生服务的盲区。

广州日报：除了社区，其它领域的社会工作也需要明确的分工和协作吗？

徐珊：是的。比如在儿童心理健康领域，不同的社会工作机构各有所长，有的专注于儿童社会情感能力的建设，有的擅长危机干预；大家服务的场景也不太一样，有的在学校提供驻校服务，有的深入社区，有的则在医院开展工作。因此，要为儿童心理健康提供全面支持，要体现社会工作的价值，看的不是一家机构或某个社工做了多少服务量，关键在于是否建立了一个有效的服务网络，各机构间能否实现有效的转介与合作，以及每个参与者是否能明确各自的角色和职责，最终解决问题。

目前，学生、家长、教师、学校四位一体的心理健康支持模式受到推崇，但前提是必须有专业服务队伍，并且各队伍之间要有明确的专业服务边界和衔接机制。社区、学校、医院的社会工作者分别受不同政府部门业务指导，因此，衔接不仅是个体间的工作联系，更指向了不同体系间的协同合作。

我们不缺好的概念，但在这个好的概念下，如何充实服务，并促成真实的联动发生，这才是真正需要大家思考的问题。

广州日报：这应当是行业发展的难点，也是发展的突破口。

徐珊：目前社会工作者的职责范围存在泛化的现象，当然，这是职业建设和发展过程中会遇到的阶段性问题。如何界定专业边界，更好地发挥专业作用，是社区及各领域社会工作都需要面对的问题。实际上，我们对这方面的讨论还远远不够。

广州日报：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需求，许多社工仍希望发挥自己的专业价值，他们会对自己的专业角色和分工进行判断，思考如何体现社工的专业价值。然而，在实际工作中，社工的工作内容往往围绕具体的工作指标完成，且工作状态相对饱和。那么，如何实现“指标”与“专业价值”之间的契合？

徐珊：社会工作者提供的是公共服务，这本身就意味着政府购买服务会是社会工作的主要支撑。目前，政府购买了大量的社会工作服务，推动社会工作发展，但服务内容和方式，与服务对象的需求匹配度仍有提升的空间。其中，我们对社工的评价指标应该与想要解决的具体问题相匹配。无论是服务儿童心理健康、推动残健共融，还是老年照料和家庭服务，仅仅依赖服务量等浅层指标，很难衡量社会工作者是否真正发挥了作用，回应了问题和需求。

在政府购买服务中，“指标”也是社会工作者行动的指挥棒，这时，在推动社会工作机构专业化的进程中，需要我们确立更为科学和系统的评价机制及标准。我们的评价指标应当聚焦于服务成效与问题解决的深度，以激发社工机构增强其专业能力的积极性。反之，若评价指标过度碎片化或仅依赖单一量化数据，也有可能导致社工找不到方向，没办法运用专业方法在最迫切的事情上回应具体的社会需求和痛点，专业价值也很难体现出来。

广州日报：但要形成科学、专业的评价机制和标准，似乎也不容易。

徐珊：在这方面，社会组织和政府部门之间需要良好而密切的互动。而在南沙，我们也看到了一个不错的尝试和探索。我们此前参与推动了粤港澳大湾区（南沙）未成年人社会保护联盟的组建，这个平台在广州市南沙区搭建，吸引粤港澳三地社会组织参与，大家通过联盟定期会议、交流互动，增进彼此了解，政府部门也借此机会与社会组织沟通，探讨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进而推动联盟整体专业度提升和服务多样化。从目前的工作来看，加强社会组织与政府部门互动，的确有助于推动和营造社会工作的专业价值发挥空间。

此外，我们也希望社工机构的生存方式和作用发挥环境更加多样化，这样才有利于行业长远、稳固发展。实际上，在那些公众捐赠意识较强、对社会工作有较高认知的地区，社工机构的资金来源更为广泛，而我们国内的社会工作也需要朝着这一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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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苏赞 实习生：符颖杨